近千亿治污投资“打水漂”该问责谁?-军事新闻-武器装备新闻-兵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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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亿治污投资“打水漂”该问责谁?

浏览:1 发布:2019/07/23 21:38

投入近千亿元治污 水质仍差遭质疑
据人民网2009年11月11日报道,审计署日前发布审计调查结果称,历经6年时间,投入资金910亿元,我国“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水质依然较差,像巢湖、太湖、滇池的平均水质仍为Ⅴ类或劣Ⅴ类。
为何我国湖泊治污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控制效果不甚理想?近日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一些专家直陈我国水污染防治中的弊病。
边治理边污染,“再投910亿元也没用”
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的繁荣,太湖水质却“连降三级”:从上世纪80年代的Ⅱ类水为主下降至Ⅴ类、劣Ⅴ类。当遍布太湖周边的上万家纺织印染、化工制造、食品加工等企业,在为地方GDP增长作贡献时,污染物也在急剧积累。
与太湖的命运一样,巢湖、滇池也在当地政府和居民围网养鱼、围湖造田、建厂兴业的大发展之后,湖面萎缩,水质恶化。
近千亿元巨额投资为何治不好“三河三湖”的污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坦言,首先是湖泊治理方针、技术路线出现了偏差。“就水论水,强调用工程与技术手段治污,而忽略了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忽略了源头上的节水减排。建起了污水处理厂,但是运行率低;沿湖的截污做到了,但是陆地上的排污截不了。”
王浩院士表示,我国在一些湖泊水污染治理和富营养化控制关键技术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为防止我国湖泊水环境进一步恶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光注重水域治理,没有进行系统的流域管理,实现“水陆联动”,就难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治污体制和技术路线不改变,再投入900亿元也很难奏效,还是会边治理边污染。”王浩院士说。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委员金相灿说,对我国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的思路与技术路线要认真反思。为治理这些湖泊,政府已投入庞大的资金,仅滇池就投入100亿元,但效果不甚理想。
有关专家认为,传统治理思路主要盯着湖泊水质做文章,水质又主要是COD、总磷、总氮3个指标,其实这只是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的“冰山一角”。要认识庐山真面目,必须对水生态进行全面监测、诊断。首先要从规范流域内的人类活动着手,调整流域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控制整个流域的污染物排放量,使其保持在水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
环保投入成“唐僧肉”,“挤一挤水分有40%”
记者在世界湖泊大会上采访时,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环保投入的确是个“无底洞”。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以前我们一直强调环保投入不足,但在“十一五”期间,国家的环保投入不断增长,“十二五”期间预计还会加倍增长。“但是,真正用于污染治理、环境改善的有多少呢?”王金南说,“挤一挤水的话,我觉得可以挤掉40%以上。”
记者发现,一些地方治理江河湖泊,就是建广场、铺草坪、筑园林,乃至修高尔夫球场,甚至将河道两边都砌成水泥墙。对此,王金南分析认为,这类“环保投入”更像一个个“形象工程”,有些不仅不能达到治污目标,反而是对环境的破坏。
“‘面子工程’造价很高,一些地方污水处理厂的楼建得很大很气派,浪费的钱甚至可以再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清华大学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常杪说。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一些环保项目资金使用不透明,对排污企业的环境执法不到位,导致环保投入“无底洞”深不可测。
更有甚者,环境治理的资金变成了“唐僧肉”。审计署调查发现,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涉及水污染防治项目资产闲置的问题金额超过8亿元,有206座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
“九龙治水”治不住一个湖泊
来自世界湖泊大会上的一组组数据更加令人揪心:过去50年,我国的内陆湖泊已经减少了1000多个;过去30年,我国被污染的湖泊面积已达1.4万平方公里……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永春说,多年来,我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湖泊,但是收效甚微,除了治污技术层面的因素外,也有体制上没有理顺的原因。
他说,在“十一五”规则出台前,我国对湖泊的污染治理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明确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但一旦出现污染问题都归咎于生态问题、天灾。实际上不少污染事件都是人祸,政府却无法追究责任主体,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将湖泊治理从流域系统考虑,许多湖泊都跨了几个省市,造成追究责任难。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说:“在治理湖泊污染过程中,技术不是关键,关键是管理,九龙治水,最后谁都没有治好。”在我国,涉水、管水的部门多,有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等等,表面上看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实现了治水事权的覆盖,实际上却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
王浩院士说,水环境的治理,既要有稳定可靠的资金体系,也要有高效的流域管理体制和法制体系,对不同的管理部门的作用和职责进行清晰定位,并支持流域水资源保护环境改善的行动。破解“九龙治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条龙来治水,不用再你争我抢,更不会出现事不关己的现象。
中国深陷水污染危机 七大水系均污染严重
        另据经济参考报2009年9月22日报道,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曝光和无数次的诘问,但中国水污染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与遏制。据国务院八部委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最新检查结果显示,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其中243个地表水水源地中达标水源地为159个,占到65%,不达标的为84个,占35%,涉及到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水污染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危机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战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准与能力。
黑色的“水图”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但这些局部而片段的现象并没有让我们完整认识水污染的严重而残酷,而只有打开中国水系的平面地图,几乎处于危机边缘的水污染生态才能裸露无遗。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自两年前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而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这种浪漫情怀,如今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记忆和慨叹。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而环保总局发布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
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黄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实在不断加重。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对黄河水污染的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V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与黄河一样,扑向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长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过Ⅲ类水的断面已达38%,比8年前上升了20.5%。无独有偶,尽管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淮河在评价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10年前,淮河还生长着60多种鱼类资源,可如今这些鱼类几乎绝迹。
除了跨区域河流广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谓的城市“龙须沟”都难逃被污染的厄运。上海的苏州河曾经“黑”臭了80年,而就在笔者居住的广州市,穿越市区并汇入珠江的大小14条河涌无一例外地都是发黑发臭。
当江河被污染所侵袭时,与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难独善其身了。据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我国“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着“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武汉市,覆盖城区的38个湖泊污染负荷远远超过其水环境容量,其中32个湖泊水质为劣V类。而作为云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两大湖泊之一的抚仙湖,目前水质也在开始急剧降低。
以海洋为归宿的河流湖泊带给接纳者的同样是污染。据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无独有偶,曾经是我国富饶“海上粮仓”的东海却在每年4到6月赤潮频发。专家指出,全国的污染通过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结果,使中国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无情撕破。
汹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们丝毫不怀疑水污染的严酷事实一样,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对于造成水污染几大“始作俑者”的认识也日渐变得清晰和明朗。
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是中国经济长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征就是重化工业尤其是资源消耗工业增长较快。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受水资源、航运等产业布局因素的影响,重化工业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据统计,全国两万一千多家石化企业中,位于长江、黄河沿岸的石化企业达一万三千多家。至于像小造纸、小皮革等项目在水环境敏感地区大起炉灶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产业布局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经处理的情况下倾注到大江小河。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目前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每年达到300多亿吨,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
来自于农业方面的面源污染超过工业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如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农业污染可以对水资源形成伤害的另一大力量来源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业污染。有调查数据显示:养殖一头牛产生并排放的废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养殖一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北京近郊禽畜养殖场排放的有机物污染,相当于全市工农业生产污水和生活废水中所含的有机污染物的2-3倍。
就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冲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就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的排放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仍有61%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设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运行的也只有50%;还有的由于污水收集管网的原因,污水处理厂处理量不足设计处理能力的20%。而在广袤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本为零。正因为污水处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负荷就如泄闸之洪汹涌般进入河流与湖泊,中国水体环境质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险的边缘。
管理体制之痒
从经济学原理看,水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纳入政府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范畴。质言之,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审视,我们就不难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后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龙治水,九龙戏水”是专家们对中国水资源管理模式极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这种“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点是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制,而恰恰这一点也许是值得我们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对于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而在实用主义和生态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之间作出选择,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当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道理很简单,后者不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额成本,还要支付为了控制污染而出让的经济收益成本。结果是,那些本应彻底关闭的小化工、小造纸、小皮革企业死而复生,阴魂不散;将沿江沿河作为工业企业的栖息地以拉升GDP就成为地方政府不谋而合的思想与行动。
对于水资源污染行为的漠视、怂恿乃至保护是地方政府留给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研究发现,不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成为了水污染的大户,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也频频违反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而后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污染主体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相反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污染行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就是这一看似最强硬的手段在中国却屡打折扣。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一个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不过这种处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种比较收益驱使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
管理的离散与制度的软化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至今对于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到,中国水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重点流域“十五”时期污染治理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水污染治理进展缓慢,而且新的水污染还在继续快速蔓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实质性控制。
高昂的代价
北宋变法大家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对着一个日渐变“黑”的中国水体环境,我们却很难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乐观感觉。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与国家环保总局披露的全国地表水源不达标城市占检测目标的34%的残酷事实相同时,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从水源到饮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恶性链条”已成为危害民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权威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每年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时专家指出,河北涉县、河南沈丘县、天津北辰区、陕西华县、江苏阜宁县、广东翁源县等地区频频出现的“癌症村”等,都与饮用水污染高度相关。
对于经济的灼伤无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后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农业成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黄河为例,由于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因此黄河水污染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每年最高达33亿元。另据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水资源匮乏,部分地区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导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积2100多公顷,造成农产品产量损失23000多吨。
还需正视,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与卫生的范畴,其引致的群众负担加重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渐突出。据统计,全国信访办平均每天收到水环境污染纠纷群众来信60多封,不仅如此,频发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区间的纠纷不断,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筑“防污墙”
残酷的历史已经将中国政府无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之中,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将旧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彻底控制和杜绝新污染的发生。对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出,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到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到2020年,使城乡居民饮水达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环境危机再寻源     六千亿治污是否还要“打水漂”
对比经济参考报两个月前的报道与人民网最近的这期报道,我们对中国面临的环境危机不能不感到触目惊心!
当然,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生态恶化、气候异常和疾病流行等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由工业文明所派生的全球性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对中国的访问,除了压人民币升值企图让中国为这次金融危机最后买单外,气候与环境问题也将和能源、反恐、核不扩散等世界性问题一起,成为中美共同讨论的重点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环境危机,绝非世界共性问题那么简单,而是更严重、更复杂、更具中国特色。中国的环境治理,也绝非只是引进几套脱硫滤尘设备或污水处理线这样简单的工程技术问题。就如几天前,网闻博报小社员所撰《钱学森的最后发问触动了谁》一文指出,关于科技人才培养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思想课题。
那么,中国的环境危机根源何在?治污治水不力的责任者是谁?谁又该为此“问责”承担失职之责呢?这同样应引起我们全社会全民族的警示和反思。否则,“家园”既失,我们将何以立命,又何以面对祖先和子孙?
首先,从前面的媒体报道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沿用“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工业化老路旧模式发展经济,是中国环境危机的人为错误之源。发展经济不是错,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去发展致富就是错,甚至是犯罪。而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恶化之罪,岂可以金钱来救赎?
其次,也正如媒体报道与分析所言,气候异常、雪灾洪涝、山体滑坡、干旱减产及疫情频发等灾难,看似天灾,往往为人祸所致。高耗能的生产和高耗能的消费,所产生的尾气废气排放,导致“温室效应”和生态恶化与气候异常,现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常识。南极臭氧层的“窟窿”,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去感悟中国古人为何会“杞人忧天”。即便不提人为的“基因改良”、饲料添加及产品添加所造成的“毒食品”,江河湖海与土壤的人为污染所造成的米面油瓜果蔬肉奶蛋从田园到餐桌的“毒食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病毒变异与疫情传播,哪一个“天灾”的哪一道环节不是“人祸”所致呢?
其三,我们以低端分工的“比较优势”与世界接轨参与国际大循环,以外向型出口导向为全世界提供低端消费品,付出的成本代价却是中国自然资源的高消耗和江河湖海的高污染。我们为我们眼下得到的GDP和外汇“大国”而自豪,换来的却是中华物产的透支失血和华夏大地的污水横流满目疮痍。若想再买回我们曾经的蓝田白云青山绿水,再赎回我们曾经的美丽家园,这些GDP和美元外汇能够吗?又将需要多少年呢?利息又由谁买单呢?我们的这笔市场经济买卖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谁又能算得清呢?
其四,我们这些实际上违背自然科学和生态天道的发展喧嚣,对社会道德风气和人们精神心灵的侵蚀污染,对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创伤则更危害深远。我们陶醉于世界对这个“GDP大国”的夸赞,付出的却是人民公仆精神的日渐沦丧和贪污腐败案值的一路“通货膨胀”,以及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民生福利的巨额“欠账”。这笔无形的文化“欠账”,更是拿可见的DGP和美元外汇所无法偿付的。
其五,即便如此,中国最后还是成了全球“温室效应”的“替罪羊”,就如同美国把源于自身的金融危机嫁祸于中美贸易不平衡,企图让中国最后买单一样。目前的全球“温室效应”和生态恶化,中国不能说没有责任,但更多的成分还是西方国家近300年来工业化的累积结果。仅以当前的DGP比例来要求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来分担责任,显失公平。况且,中国近30年不合理不科学的国际分工和发展模式的形成,难道没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引导责任吗?所以,就中美即将进行的这次气候与环境对话来讲,要求西方特别是美国给中国一定的环境损失赔偿才应该是合理的。
其六,最终中国的问题还是要我们自己来解决,指望西方特别是美国显然是靠不住的。而且,中国自己的环境危机,已经日趋严峻,综合治理也是刻不容缓。但正如以上所述,中国的环境治理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工程,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从思想文化、管理体制、法规政策、生态科学及工程技术等各个层面进行全面反思和综合整治。特别是在生态文明道德和行政责任方面,应建立向全社会公开明确的监督、问责和纠错惩罚制度。否则,非但前面的近千亿治污投资将“打水漂”没回音,后面的六千多亿投资照样会扔进“无底洞”,甚至会增加新的“人祸”和“欠账”!投入近千亿元治污 水质仍差遭质疑
据人民网2009年11月11日报道,审计署日前发布审计调查结果称,历经6年时间,投入资金910亿元,我国“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水质依然较差,像巢湖、太湖、滇池的平均水质仍为Ⅴ类或劣Ⅴ类。
为何我国湖泊治污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控制效果不甚理想?近日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一些专家直陈我国水污染防治中的弊病。
边治理边污染,“再投910亿元也没用”
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的繁荣,太湖水质却“连降三级”:从上世纪80年代的Ⅱ类水为主下降至Ⅴ类、劣Ⅴ类。当遍布太湖周边的上万家纺织印染、化工制造、食品加工等企业,在为地方GDP增长作贡献时,污染物也在急剧积累。
与太湖的命运一样,巢湖、滇池也在当地政府和居民围网养鱼、围湖造田、建厂兴业的大发展之后,湖面萎缩,水质恶化。
近千亿元巨额投资为何治不好“三河三湖”的污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坦言,首先是湖泊治理方针、技术路线出现了偏差。“就水论水,强调用工程与技术手段治污,而忽略了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忽略了源头上的节水减排。建起了污水处理厂,但是运行率低;沿湖的截污做到了,但是陆地上的排污截不了。”
王浩院士表示,我国在一些湖泊水污染治理和富营养化控制关键技术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为防止我国湖泊水环境进一步恶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光注重水域治理,没有进行系统的流域管理,实现“水陆联动”,就难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治污体制和技术路线不改变,再投入900亿元也很难奏效,还是会边治理边污染。”王浩院士说。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委员金相灿说,对我国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的思路与技术路线要认真反思。为治理这些湖泊,政府已投入庞大的资金,仅滇池就投入100亿元,但效果不甚理想。
有关专家认为,传统治理思路主要盯着湖泊水质做文章,水质又主要是COD、总磷、总氮3个指标,其实这只是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的“冰山一角”。要认识庐山真面目,必须对水生态进行全面监测、诊断。首先要从规范流域内的人类活动着手,调整流域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控制整个流域的污染物排放量,使其保持在水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
环保投入成“唐僧肉”,“挤一挤水分有40%”
记者在世界湖泊大会上采访时,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环保投入的确是个“无底洞”。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以前我们一直强调环保投入不足,但在“十一五”期间,国家的环保投入不断增长,“十二五”期间预计还会加倍增长。“但是,真正用于污染治理、环境改善的有多少呢?”王金南说,“挤一挤水的话,我觉得可以挤掉40%以上。”
记者发现,一些地方治理江河湖泊,就是建广场、铺草坪、筑园林,乃至修高尔夫球场,甚至将河道两边都砌成水泥墙。对此,王金南分析认为,这类“环保投入”更像一个个“形象工程”,有些不仅不能达到治污目标,反而是对环境的破坏。
“‘面子工程’造价很高,一些地方污水处理厂的楼建得很大很气派,浪费的钱甚至可以再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清华大学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常杪说。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一些环保项目资金使用不透明,对排污企业的环境执法不到位,导致环保投入“无底洞”深不可测。
更有甚者,环境治理的资金变成了“唐僧肉”。审计署调查发现,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涉及水污染防治项目资产闲置的问题金额超过8亿元,有206座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
“九龙治水”治不住一个湖泊
来自世界湖泊大会上的一组组数据更加令人揪心:过去50年,我国的内陆湖泊已经减少了1000多个;过去30年,我国被污染的湖泊面积已达1.4万平方公里……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永春说,多年来,我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湖泊,但是收效甚微,除了治污技术层面的因素外,也有体制上没有理顺的原因。
他说,在“十一五”规则出台前,我国对湖泊的污染治理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明确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但一旦出现污染问题都归咎于生态问题、天灾。实际上不少污染事件都是人祸,政府却无法追究责任主体,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将湖泊治理从流域系统考虑,许多湖泊都跨了几个省市,造成追究责任难。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说:“在治理湖泊污染过程中,技术不是关键,关键是管理,九龙治水,最后谁都没有治好。”在我国,涉水、管水的部门多,有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等等,表面上看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实现了治水事权的覆盖,实际上却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
王浩院士说,水环境的治理,既要有稳定可靠的资金体系,也要有高效的流域管理体制和法制体系,对不同的管理部门的作用和职责进行清晰定位,并支持流域水资源保护环境改善的行动。破解“九龙治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条龙来治水,不用再你争我抢,更不会出现事不关己的现象。
中国深陷水污染危机 七大水系均污染严重
        另据经济参考报2009年9月22日报道,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曝光和无数次的诘问,但中国水污染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与遏制。据国务院八部委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最新检查结果显示,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其中243个地表水水源地中达标水源地为159个,占到65%,不达标的为84个,占35%,涉及到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水污染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危机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战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准与能力。
黑色的“水图”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但这些局部而片段的现象并没有让我们完整认识水污染的严重而残酷,而只有打开中国水系的平面地图,几乎处于危机边缘的水污染生态才能裸露无遗。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自两年前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而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这种浪漫情怀,如今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记忆和慨叹。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而环保总局发布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
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黄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实在不断加重。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对黄河水污染的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V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与黄河一样,扑向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长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过Ⅲ类水的断面已达38%,比8年前上升了20.5%。无独有偶,尽管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淮河在评价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10年前,淮河还生长着60多种鱼类资源,可如今这些鱼类几乎绝迹。
除了跨区域河流广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谓的城市“龙须沟”都难逃被污染的厄运。上海的苏州河曾经“黑”臭了80年,而就在笔者居住的广州市,穿越市区并汇入珠江的大小14条河涌无一例外地都是发黑发臭。
当江河被污染所侵袭时,与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难独善其身了。据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我国“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着“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武汉市,覆盖城区的38个湖泊污染负荷远远超过其水环境容量,其中32个湖泊水质为劣V类。而作为云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两大湖泊之一的抚仙湖,目前水质也在开始急剧降低。
以海洋为归宿的河流湖泊带给接纳者的同样是污染。据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无独有偶,曾经是我国富饶“海上粮仓”的东海却在每年4到6月赤潮频发。专家指出,全国的污染通过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结果,使中国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无情撕破。
汹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们丝毫不怀疑水污染的严酷事实一样,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对于造成水污染几大“始作俑者”的认识也日渐变得清晰和明朗。
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是中国经济长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征就是重化工业尤其是资源消耗工业增长较快。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受水资源、航运等产业布局因素的影响,重化工业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据统计,全国两万一千多家石化企业中,位于长江、黄河沿岸的石化企业达一万三千多家。至于像小造纸、小皮革等项目在水环境敏感地区大起炉灶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产业布局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经处理的情况下倾注到大江小河。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目前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每年达到300多亿吨,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
来自于农业方面的面源污染超过工业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如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农业污染可以对水资源形成伤害的另一大力量来源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业污染。有调查数据显示:养殖一头牛产生并排放的废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养殖一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北京近郊禽畜养殖场排放的有机物污染,相当于全市工农业生产污水和生活废水中所含的有机污染物的2-3倍。
就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冲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就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的排放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仍有61%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设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运行的也只有50%;还有的由于污水收集管网的原因,污水处理厂处理量不足设计处理能力的20%。而在广袤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本为零。正因为污水处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负荷就如泄闸之洪汹涌般进入河流与湖泊,中国水体环境质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险的边缘。
管理体制之痒
从经济学原理看,水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纳入政府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范畴。质言之,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审视,我们就不难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后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龙治水,九龙戏水”是专家们对中国水资源管理模式极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这种“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点是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制,而恰恰这一点也许是值得我们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对于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而在实用主义和生态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之间作出选择,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当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道理很简单,后者不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额成本,还要支付为了控制污染而出让的经济收益成本。结果是,那些本应彻底关闭的小化工、小造纸、小皮革企业死而复生,阴魂不散;将沿江沿河作为工业企业的栖息地以拉升GDP就成为地方政府不谋而合的思想与行动。
对于水资源污染行为的漠视、怂恿乃至保护是地方政府留给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研究发现,不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成为了水污染的大户,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也频频违反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而后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污染主体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相反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污染行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就是这一看似最强硬的手段在中国却屡打折扣。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一个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不过这种处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种比较收益驱使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
管理的离散与制度的软化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至今对于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到,中国水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重点流域“十五”时期污染治理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水污染治理进展缓慢,而且新的水污染还在继续快速蔓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实质性控制。
高昂的代价
北宋变法大家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对着一个日渐变“黑”的中国水体环境,我们却很难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乐观感觉。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与国家环保总局披露的全国地表水源不达标城市占检测目标的34%的残酷事实相同时,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从水源到饮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恶性链条”已成为危害民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权威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每年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时专家指出,河北涉县、河南沈丘县、天津北辰区、陕西华县、江苏阜宁县、广东翁源县等地区频频出现的“癌症村”等,都与饮用水污染高度相关。
对于经济的灼伤无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后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农业成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黄河为例,由于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因此黄河水污染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每年最高达33亿元。另据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水资源匮乏,部分地区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导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积2100多公顷,造成农产品产量损失23000多吨。
还需正视,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与卫生的范畴,其引致的群众负担加重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渐突出。据统计,全国信访办平均每天收到水环境污染纠纷群众来信60多封,不仅如此,频发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区间的纠纷不断,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筑“防污墙”
残酷的历史已经将中国政府无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之中,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将旧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彻底控制和杜绝新污染的发生。对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出,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到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到2020年,使城乡居民饮水达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环境危机再寻源     六千亿治污是否还要“打水漂”
对比经济参考报两个月前的报道与人民网最近的这期报道,我们对中国面临的环境危机不能不感到触目惊心!
当然,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生态恶化、气候异常和疾病流行等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由工业文明所派生的全球性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对中国的访问,除了压人民币升值企图让中国为这次金融危机最后买单外,气候与环境问题也将和能源、反恐、核不扩散等世界性问题一起,成为中美共同讨论的重点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环境危机,绝非世界共性问题那么简单,而是更严重、更复杂、更具中国特色。中国的环境治理,也绝非只是引进几套脱硫滤尘设备或污水处理线这样简单的工程技术问题。就如几天前,网闻博报小社员所撰《钱学森的最后发问触动了谁》一文指出,关于科技人才培养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思想课题。
那么,中国的环境危机根源何在?治污治水不力的责任者是谁?谁又该为此“问责”承担失职之责呢?这同样应引起我们全社会全民族的警示和反思。否则,“家园”既失,我们将何以立命,又何以面对祖先和子孙?
首先,从前面的媒体报道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沿用“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工业化老路旧模式发展经济,是中国环境危机的人为错误之源。发展经济不是错,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去发展致富就是错,甚至是犯罪。而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恶化之罪,岂可以金钱来救赎?
其次,也正如媒体报道与分析所言,气候异常、雪灾洪涝、山体滑坡、干旱减产及疫情频发等灾难,看似天灾,往往为人祸所致。高耗能的生产和高耗能的消费,所产生的尾气废气排放,导致“温室效应”和生态恶化与气候异常,现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常识。南极臭氧层的“窟窿”,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去感悟中国古人为何会“杞人忧天”。即便不提人为的“基因改良”、饲料添加及产品添加所造成的“毒食品”,江河湖海与土壤的人为污染所造成的米面油瓜果蔬肉奶蛋从田园到餐桌的“毒食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病毒变异与疫情传播,哪一个“天灾”的哪一道环节不是“人祸”所致呢?
其三,我们以低端分工的“比较优势”与世界接轨参与国际大循环,以外向型出口导向为全世界提供低端消费品,付出的成本代价却是中国自然资源的高消耗和江河湖海的高污染。我们为我们眼下得到的GDP和外汇“大国”而自豪,换来的却是中华物产的透支失血和华夏大地的污水横流满目疮痍。若想再买回我们曾经的蓝田白云青山绿水,再赎回我们曾经的美丽家园,这些GDP和美元外汇能够吗?又将需要多少年呢?利息又由谁买单呢?我们的这笔市场经济买卖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谁又能算得清呢?
其四,我们这些实际上违背自然科学和生态天道的发展喧嚣,对社会道德风气和人们精神心灵的侵蚀污染,对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创伤则更危害深远。我们陶醉于世界对这个“GDP大国”的夸赞,付出的却是人民公仆精神的日渐沦丧和贪污腐败案值的一路“通货膨胀”,以及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民生福利的巨额“欠账”。这笔无形的文化“欠账”,更是拿可见的DGP和美元外汇所无法偿付的。
其五,即便如此,中国最后还是成了全球“温室效应”的“替罪羊”,就如同美国把源于自身的金融危机嫁祸于中美贸易不平衡,企图让中国最后买单一样。目前的全球“温室效应”和生态恶化,中国不能说没有责任,但更多的成分还是西方国家近300年来工业化的累积结果。仅以当前的DGP比例来要求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来分担责任,显失公平。况且,中国近30年不合理不科学的国际分工和发展模式的形成,难道没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引导责任吗?所以,就中美即将进行的这次气候与环境对话来讲,要求西方特别是美国给中国一定的环境损失赔偿才应该是合理的。
其六,最终中国的问题还是要我们自己来解决,指望西方特别是美国显然是靠不住的。而且,中国自己的环境危机,已经日趋严峻,综合治理也是刻不容缓。但正如以上所述,中国的环境治理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工程,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从思想文化、管理体制、法规政策、生态科学及工程技术等各个层面进行全面反思和综合整治。特别是在生态文明道德和行政责任方面,应建立向全社会公开明确的监督、问责和纠错惩罚制度。否则,非但前面的近千亿治污投资将“打水漂”没回音,后面的六千多亿投资照样会扔进“无底洞”,甚至会增加新的“人祸”和“欠账”!
{:cha:}谁都没责任,怪老天太邪恶了。。。。这样就河蟹了。。
先不说远了,有多少地方的母亲河只被污染,无人治理!~我汗这些拿着国家的钱,却不给人民办事的腐败分子!
哀 这年头只准国企高层公款嫖妓,不许百姓上Facebook和看毛片!

兵器谱文章地址:近千亿治污投资“打水漂”该问责谁? http://www.bqpu.net/news/58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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